“1935年3月29日，老钱，你背包里那台破收报机还能用吗？”警卫员小声问道。钱壮飞咳了两声，抬起头河南股票配资网站，用几乎听不见的声音回了句：“还能撑几天。”那天凌晨的乌江河谷雾气沉重，谁也想不到，这段对话是他留在人间的最后一句应答。
钱壮飞本名钱世俊，1895年出生在浙江湖州城南的一个中医世家。少时练过把式，也玩过留声机，审美和行动力都比同龄人高一截。1916年，家里卖了半条商船送他去北京医科专门学校，他却偷偷跑去旁听物理课，自学无线电。外人管这叫“不务正业”，可正是这份“不务正业”给他日后潜伏国民党调查科打下了技术底子。
1926年春，他在北京秘密宣誓入党。当时北洋势力余烬未灭，学生群体风声鹤唳，可钱壮飞心里反倒踏实了，后来回忆那天他只说一句：“就像一直溺水的人终于抓到船边的绳子。”两年后，他借“进修无线电”名义进入南京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，成了掌握机要电码的核心译电员。徐恩曾对这位老乡非常信任，却没想到身边这个总戴圆框眼镜的秘书，其实把译出的情报源源不断送到周恩来手里。
顾顺章叛变那一夜，钱壮飞把六封特急电报全部破译完毕，用红色铅笔圈了一个“大危”字样。凌晨两点，他让机要室勤务兵骑车飞奔上海。周恩来事后对胡底说，“若不是老钱抢在敌人前头敲了门，我和几个常委早就活不到今天。”这种评价并不夸张，1927到1931年间，上海地下组织九死一生，钱壮飞提供的情报至少救了二十多名骨干。
身份暴露后，他随中央红军进入江西，职位写着“总政治部副秘书长”，但真实工作依旧是情报统筹。长征初期，他还撑得住。四渡赤水后，肠胃病复发，人瘦得只剩衣架。张闻天劝他留下休整，他摆手道：“电台一关，信息就断，我哪敢停。”这股倔强让人心疼，谁都知道他身体不行了，可也没人拗得过他。
真正的意外发生在第二次过乌江。队伍遭国民党飞机低空扫射，散成几股。等枪声停息，前卫连清点人数，钱壮飞不见了。带队干部沿河谷搜到夜色，也没找到踪迹。航弹炸出的弹坑旁，有一只被烧焦的黄布挎包，外壳金属零件被烤得发亮。时局匆促，部队只能按牺牲登记。周恩来是痛心的，他把钱壮飞的家人接到延安，沉声告知：“是敌机炸的，烈士无遗体。”这条说法沿用了整整四十年。
1977年盛夏，贵州金沙县乌江支流暴涨，地方政府要在后山筑坝。动迁红军坟时，后山村老人抱着锄头死活不让挖，说坟里埋着“救村的读书红军”。施工队长起初以为是封建迷信，可稍一细问，就摸到奇怪的线索：墓主高个、戴眼镜、背无线电零件袋，被当地恶霸黎丛山推下悬崖。黎丛山不久也离奇毙命，村民认定是“冤魂索命”。
省里请来部队勘验，掘开墓穴，发现一支瑞士造手枪、三包修理用电阻和一副残破圆框眼镜。物证与中央档案记录的“钱壮飞随身物品”完全吻合。90岁的老人看到遗像失声：“就是他，当年我们几个人收殓的。”调查人员进一步查到，黎丛山在1935年3月30日确曾押着一名病弱红军上山，并向亲信炫耀“弄死了一个共产党头头”。恶霸死后留下一瓶砒霜残渣，足够推断他曾用毒手段。
事到这里，好像尘埃落定，然而东边息烽县的“夏树云之墓”又搅动一池水。墓里躺着的红军烈士身高体貌同样契合。1984年，军委抽调老红军回忆，得到的信息互相矛盾——有人说见他在息烽被捕，有人说他随部上了娄山关。几位老人沉吟：“当时天太乱，真记不清了。”于是结论再度悬置。
2000年，贵州省委党史研究室派出三人小组，跑遍金沙、息烽所有可能的埋骨点。考证档案又访谈目击者，甚至用地质探测仪检验遗址。关键突破来自一封1935年4月《中央红军补给遗失清册》，其中记载“政治部电台器材一套，随钱秘书失联”，又备注“经金沙支队初步搜寻，未拾回”。这份原始文件让“金沙牺牲说”得以坐实。2001年底，调查组递交报告：钱壮飞死于黎丛山所设毒计，确切地点为后山张家垭口。
贵州省随后拨款，在旧坟后方修建陵园，把那条通往外界只有牛车宽的小路拓成柏油公路。陵园入口，竖着黑色花岗岩石碑，碑文写的是他生前最常说的一句话：“情报不是纸，它是活命的粮。”不少长征老兵得知结果后专程前往鞠躬，他们大多已是白发苍苍，步履蹒跚，却依旧在碑前敬军礼。
事情到此看似圆满，可留给后人的启示远没完。一位参与调查的学者说得直白：“谍报人员的牺牲通常隐蔽，最怕表面真相被时间凝固。”若非当年村民坚持守坟，若非党史研究室锲而不舍查档挖证，钱壮飞极可能永远被误写成“死于轰炸”的模糊一行。对于研究者而言，口述、档案、物证缺一不可；对于读者而言，这种迟到的公正提醒我们，历史的灰尘只要被吹开，真相总会露面。
每年4月，当地小学组织新生到陵园献花。孩子们通常好奇地看着那副被铁框夹住的残破眼镜，老师低声解释：“这位老爷爷，用无线电救了很多人。”或许这解释太简单，但也足够。因为在战火年代，能把敌方密电译成一张薄薄的草稿，背在深山密林奔走，那本身就已经是一种最锋利的武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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